今天，静安常德路 695 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达成了 100%的签约率。53 户居民即将告别厨卫共用的日子。两年后，他们将住上独门独户、厨卫独用的新居。69 岁的虞阿姨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她说：“新房子还有阳台和电梯，我们夫妻俩就在这里安度晚年了。”

常德路 695 号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它距离地铁以及大型超市都只有 50 米。然而，这里的住房条件却非常差。房屋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建造的，是一栋 4 层的住宅，仅有两个单元。每 4 户居民合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在这里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居民表示，在冬天他们只能到外面的社会澡堂去洗澡。当几家人一起烧饭的时候，连转个身都很困难。

改造后

改造前

静安将在这儿实施旧住房成套改造。在原来的地址上，在建筑外轮廓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对内部进行重新分隔以及在局部增加一层，从而实现独门独户并且独用厨卫。

改造后，原建筑的层数从 4 层变为 5 层。每家不仅可以住进拥有独用厨卫的成套住宅，还能根据不同户型，将厨卫使用面积增加 6.7 至 9.1 平方米。原来的小梁薄板房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并且增加了电梯和阳台。原来的北向房间都变成了朝南的房间。

原址进行改造，旧房变成新房，这对居民而言是件好事；然而，其背后的群众动员工作并不容易。在 53 户人家当中，有的住户常年身处海外，他们对上海城市更新政策的理解依然停留在 20 年前；还有一些大家庭住户之间矛盾很深，一听说要进行改造，都纷纷跑来“分利益”。江宁路街道组建了一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老法师”和年轻干部构成，他们以耐心和细心来做好群众工作。

“这一次，我是带着满满期待离开上海的！”

20 多年前，老叶离开了常德路的家前往美国，并且在那里待了 20 多年。此次他是为了成套改造而专门回到常德路的老房子。他离开家乡大概是在 2000 年左右，那时他的头脑还停留在“老思想”里，他认为只要自己拖到后面，政府总归会给自己一些利益，所以就选择拖下去。

几番交谈后，工作组以坚定的态度告知他：如今无论是老旧住房的成套改造，还是旧改征收，都秉持着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政策从始至终都没有差别。为了消除老叶的担忧，工作人员郑重承诺：我们的方案不会发生改变，不管是现在签订，还是最后签订，结果都是相同的！倘若其他同等户型的人家的过渡费、奖励费比你高，那么我们会赔偿你十倍的差价！

一诺价值千金，展现出了公平以及决心，老叶将心中的结完全放下了，十分爽快地签了字。在启程之前，他说道：“这一回，我是怀着满满的期待而离开上海的！”

“老家具是父亲生前使用的，我想留个念想”

90 后小徐出生并在常德路 695 弄长大。几年前，他因事业追求前往尼泊尔开办公司，还在那里娶妻生子。长期身处异国他乡的他，一开始对成套改造的政策完全不理解。一轮征询生效后，他回到了尼泊尔，对于二轮征询的态度比较模糊。

工作人员没有放弃他。因为两地有时差，小徐忙完工作后只有夜间才有空，所以工作人员就与他每晚在微信上相约。他们从半夜聊到凌晨，经过一番努力，小徐终于理解了政策，接着又开始讨价还价，商谈补偿事宜。工作人员向他说明：“成套改造只是将现有的不成套变为成套，相关费用是跟着户型来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最终，小徐委托其表姐成功签约了！

此后，小徐提出：老房子里有一套老家具，是父亲生前使用的，他想保留，留个念想，希望大家能帮帮忙。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工作组调动各方资源，把这套家具妥善保管好。在成套改造的过程中，既追求速度，又送上温度，这让小徐十分感动。

群众动员工作，有温情相伴也有法治支撑

在成套改造工作里，一直都有温情在相伴。工作人员经常会“跨前一步”，为居民去忙活那些“分外事”，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居民的获得感能够更高一些。

改造工作启动后，王阿姨家一直不愿意签字。工作人员对其家庭成员的情况进行了仔细了解，发现户籍里有一对姐弟，他们是未成年人，到现在依然是帮困对象。

工作人员一方面对姐弟俩表达关心和慰问；另一方面进一步了解到，姐姐即将满 18 周岁，她不能再享受相关政策。这对这个贫困家庭而言，无疑是增添了更多困难。接着，工作组牵线搭桥，与一直帮助姐姐的爱心企业取得联系，并与该企业商讨能否继续帮助其弟弟。企业当场就答应了。

在这个过程中，王阿姨家充分感受到了工作组的诚意。一开始王阿姨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像是“狮子大开口”一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态度渐渐发生了转变，最终与工作组完成了签约。

成套改造的动员工作有温情，也要有法治的力量作保障支撑。

老许家一共有 6 个户口。其中有一位外甥，他是户在外地的人户分离情况。这位外甥听闻了成套改造的消息后，要求分走六分之一的利益。这使得老许家的其他家人无法接受，于是一家人吵到了工作组那里。

成套改造的政策与旧改不同，仅设有奖励费和过渡费，不存在其他费用，也不存在“分利益”的说法。为处理这家的家庭矛盾，工作组中的律师出面，先后三次协调这家人进行调解，并为他们讲解法律和说明道理。最终，这位外甥了解了相关政策，不再提及“分钱”，其家人也终于签署了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