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特殊需要信托

常言如此，常说办法总比困难多，但若将此言置于三十多年前，那时的青年田惠萍必定深信不疑。

1989年，杨弢的儿子年仅四岁，便被确诊为患有孤独症，即便求助于全国顶尖的医疗机构，也未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四年后，她毅然决然地决定创办一所专门针对孤独症儿童的教育机构，却连登记注册的流程都一无所知，更遑论开学后面临的资金短缺、客户匮乏以及无人理解的困境。在那个时期，她深感每一步都充满挑战，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

三十六年光阴荏苒，田惠萍历经重重考验，悉心呵护着儿子的成长，持续探索提升他生活品质的方法。随着杨弢步入不惑之年，她自己也即将迈入古稀之年，再次遭遇新的挑战——终有一天，她将离他而去，那时杨弢又将如何独立生活？尽管她已经竭尽全力做出了相应的安排，但心中仍存疑虑，是否还有更佳的解决方案？

为了孩子的未来，她再度创下先河。在4月2日这个全球关注自闭症患者的日子，田惠萍踏足北京市通州区的不动产登记机构，成功办理了信托资产的注册手续，从而成为我国不动产信托领域内的首位受托人。

自三年前她设立了资金信托以来，这已是她参与的第二个特殊需要信托项目。如今，田惠萍已将房产正式纳入家庭的保障体系之中。

尽管目前还只是试点项目，不动产信托的全面推广仍需经历漫长的过程，然而，长期困扰的难题终于迎来了突破。房屋作为居民最主要的资产形式，若无法将其纳入信托体系，对于整个行业以及有需求的委托人而言，无疑是一种重大的缺陷。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赵廉慧教授、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顾问如此表示。

何以为托？

赵廉慧在《中国慈善家》一文中指出，信托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她提到，许多普通民众，甚至包括监管机构，都曾将信托视为一种高端的、专为富人设计的专业工具，对其在民生领域的运用缺乏足够的了解。

以信托产品作为养老手段，是否可行？运用其进行家庭或家族财产的分配，是否显得更加令人信服，并且能够避免许多潜在的风险？以一个再婚家庭为例，孩子的遗产由谁负责保管、如何制定相应的文件，才能让财产的所有者感到更加安心？事实上，信托制度本应在解决生活难题中扮演关键角色，然而，它却始终未能被广泛应用于民生领域。

直至2023年3月，弱势群体受益的特殊需求信托计划，才在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相关事宜的通知》中首次被纳入讨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赵廉慧提出，这种特殊需求信托并不真正“特殊”，它本质上属于民事信托的一部分。然而，由于民事信托的起步较晚，因此这一类别的发展相对滞后。

田惠萍与众不同，她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同时也是被派往德国学习公共行政管理专业的公费留学生。她早年便对信托有了初步的认识——在欧洲，这一制度已根深蒂固，历经数百年。任何先进的事物，无论距离多远，都会在人们心中留下痕迹。自2012年起，田惠萍着手撰写她的首份遗嘱，开始思考将儿子积累的家产托付给何人。“信托我期待了几十年，一直想做，做不了。”

深思熟虑的背后，源于一份担忧。独自抚养儿子长大的田惠萍，不知反问过自己多少次：杨弢是否具备管理家产的能力？遗产是否真的可以毫无顾虑地托付给亲戚、朋友或是她所熟悉的其他人？过去，总有人建议她再生育一个孩子，待孩子长大后，由他来承担一切，照料杨弢的日常生活。然而，田惠萍却坚信，这样做是将不公的负担强加给其他子女。

2021年，她终于迎来了首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光大信托团队携手心智障碍者家长李俊峰，向她介绍了“特殊需要信托”这一方案。田惠萍在深思熟虑后，没有过多迟疑，迅速签署了合同及相关文件。

田惠萍和儿子杨弢。

之所以作出如此决断，主要基于以下三点：首先，在法律领域，2020年5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打破了传统的法定监护顺序，使得非亲属的个人或组织能够被选为监护人（即意定监护人）；其次，从财务角度考虑，将现金资产纳入信托计划中，确保了杨弢预留的财产独立于任何自然人之外，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其安全性。基于相同的理由，与杨弢分离多年的父亲，同样投入了100万元资金至信托计划中，以此尽其所能为儿子提供抚养支持。

虽迟但到，即是进步。

田惠萍母子能够受益于信托，另一重要原因是特殊需要信托的门槛已降至三十万元。在此之前，信托产品主要服务于高净值个人，通常需要百万以上的资金才能启动。

特殊需要信托并非公益慈善信托，而是一种以家庭服务为核心的私益信托。随着信托制度的演进，监管机构在金融服务功能之外，逐步提出了家庭服务信托这一概念。赵廉慧指出，这种信托在改善民众生活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法律层面上的诸多具体规定仍需修订和优化。

从1.0到2.0

田惠萍虽然拥有一份信托保障，但这并未让她完全安心无忧。正因如此，她才在今年额外增加了不动产信托，即另一份针对特殊需求的信托。

杨弢面前还有漫长的生涯道路，然而他很难独立前行。在与《中国慈善家》记者的对话中，田惠萍刚刚陪同儿子完成了太湖环湖的自驾之旅，她的声音中透露出疲惫——毕竟她已年近七旬。“三个月前，我才刚刚拿到驾照，”她带着几分自豪地说，“弢弢最热衷的事情就是旅行，若不是为了他，我这个年纪是不会去学车的。我的潜能被不断挖掘出来了！””

杨弢正值壮年，对未知世界充满探求欲，他的生活不应仅限于日常琐事。田惠萍如今尚能陪他行走山水，但若她先他而去，又由谁来保障他的生活品质？将有限的现金存入信托，显然不足以应对。

经济负担沉重并非个别现象。据中国孤独症家庭状况社会调查项目组于2023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孤独症儿童家庭每月在机构干预方面的支出几乎达到一万元。此外，还要考虑日常生活费用，因此，这些家庭长期的总体开销常常是令人咋舌的数字。

自首次建立特需信托以来，田惠萍目前仅能提供位于北京通州的个人住宅，然而，不动产信托领域在制度层面始终面临一定的障碍。2024年11月3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以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共同发布了《关于做好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工作的通知（试行）》，并决定开展为期一年的试点工作。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田惠萍顺利完成了登记程序，并将该房产纳入了信托方案之中，成功实施了财产的隔离措施。

信托合同明确指出信托的宗旨，“受托人需遵循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致力于满足和服务特定受益人在其生命全程中不同阶段的生活需求，作为主要信托目标。同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信托文件的具体规定，对信托财产进行有效的管理、运用、处置及分配，并为其提供相应的信托服务。”

《中国慈善家》得知，该不动产信托的合同中，涉及委托人田惠萍、受托方、收益者杨弢以及监察机构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此外还特别设立了“继受行权人”一职，由田惠萍遗嘱监护团队的代表，即她的侄子，出任。他将与监察机构协同，共同履行监督义务，力求使这笔财产在最大程度上服务于杨弢。

4月16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见证了全国首例股权信托的财产登记完成。此举恰如前例，它源于社会对信托制度的广泛需求。北京市相关部门率先垂范，在试点政策发布之后，成功引领了这一创新实践。

不动产信托与股权信托项目虽已从无到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易地大规模复制并推广至全国。目前，我们仅仅解决了财产登记的问题，而登记本身属于行政程序，理论上应是相对容易解决的环节。然而，我们仍面临两大难题：一是需要进一步完善配套法律制度，二是税收问题，这两者构成了最为关键的难点。赵廉慧如此总结。

这恰恰是田惠萍反复权衡后仍感到犹豫不决的关键所在。她认为，若将房产以继承方式转给杨弢，这并非一笔交易，只需支付印花税、登记费等小额开销，无需缴纳契税；但若选择信托，则必须按照不动产交易的3%税率缴纳契税，且无法享受任何减免或补贴。无论是从心理层面还是实际角度考量，她都感到难以接受。

在这一过程中，通州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付出了众多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其中，通州区区长助理林巍更是亲自上门，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与协调工作。

经过深思熟虑，田惠萍最终作出了抉择，“考虑到等待已久，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林博士（林巍）的真挚情感也深深触动了我，他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我们能共同见证并创造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生命仅有一次，你的所作所为，是助力社会的向前发展，还是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点至关重要。田惠萍如是说道。

成功还在路上

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在田惠萍的身上得以实现，这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合，更离不开她那坚定不移的追求与不懈探索的精神。三十六年前，社会对孤独症存有众多误解与偏见，然而田惠萍并未将所有希望寄托于“机构”或“权威”之处，她独立地搜寻并研读所有能找到的相关文献资料。即便在孩子三年后送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精神科（后更名为北医六院）专为孤独症患儿设立的病房，她亦未曾间断过自我学习。

随着对孤独症认识的不断加深，她开始探索何种教育方法，以便让像杨弢这样的孩子能够更优地发展。1993年，田惠萍放弃了大学教师的工作，创立了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她引入了应用行为分析法，简称ABA，利用这种方法对孩子进行行为干预和教育。此外，她还通过系统化的培训，助力孤独症患儿的家长掌握更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

这项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星星雨机构随后被誉为我国首个专为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教育服务的民办机构。岁月如梭，田惠萍老师早已卸任退休，然而时光不等人，她面前依旧存在两大挑战：一是陪伴儿子进行全球旅行；二是为儿子安排后半生的生活保障。全球旅行计划已付诸实践，而通过不动产信托，第二个难题也得以顺利解决。

田惠萍对个人成功有着独到的见解，她认为，成功的人生不在于贫富，而在于能够有效地承担起责任。她风趣地自称目前处于“无产阶级”状态，即便有一天背负债务，债主也无法追讨到这处房产，因为它已不再属于她。

财产登记仅是不动产信托进程中的初始阶段，要想广泛推广，仍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赵廉慧指出，不动产信托的实施需金融监管机构、房产和股权登记部门的协同，然而税务部门却未参与其中。若税务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我们便不宜过于乐观。

与杨弢全生命周期的需求相比，不动产信托作为一种遗嘱的替代方案，不仅能够满足一套住宅的需求。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周冰冰指出，信托资产的配置安全性、不动产的使用权，以及未来租赁或出售时的变现条件等细节，均在合同中得到了明确的规定。监察人将定期对这些内容进行核查，以确保合同条款得到有效执行。

在社会综合保障领域，不动产信托的顺利设立，仅仅是迈出了小小的一步。星星雨执行主任孙忠凯期望，在法律及众多机构共同构建的框架内，吸引更多人才投身于对特殊需求群体的关爱工作。“任何事业的成功都不存在终点，它始终在征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