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一则新闻上了热搜，内容是为 65 岁的母亲和年迈的外婆租房 3 天却被拒 20 次。这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那么，如何保障老年人“租有所居”的权利呢？这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老年人租房难的本质是什么？

《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全国独居老人的比例达到了 14.2%。在这些独居老人中，近 20%的老人依靠租房来解决居住问题。然而，在现实情况里，很多老年人遭遇的是中介的婉拒，是房东的冷漠，还有合同中的“年龄条款”。

上海等地的调查显示，超三分之二中介机构对 60 岁以上老人设限，要求“子女陪同签约”或直接拒绝。

房东和中介的担忧显得很“理性”：其一，老人的健康风险较高；其二，老人的自理能力较弱。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就有可能引发法律方面的纠纷，亦可能致使房屋出现贬值的情况。在此之前，上海有某房东因为租客携带 94 岁失能老人入住而选择毁约，尽管该房东被法院判决为违约，但这也暴露出市场对高龄租客存在排斥的现象。

老年人租房存在困难，其本质在于社会对衰老这一现象怀有恐惧，而这种恐惧被转化为了经济风险。房东进行“理性计算”，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保障的缺失以及法律的模糊性被转嫁到了老年人身上。

我国租赁相关法律在某一方面未明确地禁止年龄歧视，这使得房东能够凭借“合同自由”的名义来实施排斥行为；而在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体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覆盖到租房的场景，并且意外责任的界定也不清晰，这种情况加剧了房东的避险心理。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租房市场存在结构性失衡的情况。当下，租赁房源大多是以年轻人作为目标群体的，很少有适老化的设计。

低楼层的设施稀缺，无障碍通道的设施稀缺，紧急呼叫系统的设施稀缺。新建小区的房东因“风险厌恶”而拒绝老人。在供需错位的情况下，老年人一方面面临着“老破小”的居住环境，另一方面又受到“拒租令”的限制，被迫在两者之间挣扎。

2021 年，依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我国城镇老年人需求最高的适老化改造项目分别为：加装电梯；进行地面改造；对如厕洗浴设备进行改造；加装紧急呼叫设备；加装扶手/护栏。

目前租赁市场的产品设计主要围绕青年群体进行。从 loft 公寓到合租房源，几乎看不到考虑老年人需求的卫浴扶手等设施，也没有紧急呼叫等适老化设施。

从而形成了居住质量的下行螺旋。

数据折射出了双重挑战，一是代际空间分离，二是居住资源错配。“银发租房难”这一现象，正随着城镇化进程以及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趋势而持续变得更加严重。

破解老年人租房难，是道需多方合力的社会命题

政府作为主导者，要完善顶层设计。一方面通过立法禁止租房年龄歧视，明确租赁双方的权责；另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支持适老化房源的建设与改造，扩大保障性住房和租房补贴的覆盖面，尤其要关注外来随迁老人。同时，还要强化监管，以确保政策能够落地见效。

市场主体要把握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开发出各种不同的适老化租赁产品，把服务流程进行优化，为老年人提供具有个性化的租房方案。要进行合理定价，不能因为过度追求利益而抬高老年人租房的门槛，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社会层面需营造包容的氛围，通过宣传来消除对老年租客所存在的偏见。社区以及社会组织能够搭建相应的平台，为老年租客提供租房方面的信息以及生活上的帮扶等服务，以此来填补政策与市场之间的空白地带。

数据表明，在我国 60 - 69 岁的老年人当中，超过半数的人依然有着社会参与的意愿和能力。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能够成为破解“人口红利消退论”的关键所在。面对由 3 亿老年人口所引发的结构性变革，我们的政策设计必须要突破那种单一方向的“养老”思维。

比如，北京和上海探索的“代际共融”这种方式，能让空巢老人与都市青年共同使用生活空间，让“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俗谚再次展现；江苏、广东等地提出要建设银发经济特色园区，去发展智慧康养、抗衰老、康复辅助器具等具有潜力的产业，从而颠覆了“老年即负担”这种偏见……只有当老龄化不再带有“危机”的标签时，才能够真正实现从“应对”到“共生”的发展范式的转换。

解决老年人租房难这件事，一方面是对居住权的保障，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只有政府、市场、社会各自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并且紧密地相互配合，才能够搭建起老年友好型的租房环境，让老年群体在城市里能够拥有温暖的安居之地。